清末出国留学的人有哪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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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目录一览：

• 1、清末出国留学的人有哪些
• 2、为什么清末有那么多人到日本留学
• 3、清末状元自费东渡留学：归国执掌广东法政学堂

清末出国留学的人有哪些

自晚清起，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渐成潮流。百多年来，这股潮流虽有被阻遏的时段，但从未消歇，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，变得更加壮阔。而且，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，可以说它改变了中国，也影响了世界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留学通史》是国内第一部全面、系统、深入梳理国人留学史的专著，出版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。日前就该书采访了李喜所先生。

读书报：请问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编写这部《中国留学通史》的？

李喜所：我钟情留学史研究已经30多年了。“文革”后期，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委托苑书义教授组织华北一些大学的老师，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，我有幸参加。那时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。教材写完后，我“爱上”了留学史。此时恰逢改革开放，留学潮风生水起，更激发了我研究留学史的热情。我在数年间写出了十几篇论文，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。1987年后，又陆续出版了《近代中国的留学生》、《容闳传》、《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》、《留学旧踪》等书。同时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争做留学史的论文，前后有20多篇。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，以及与美国、英国、日本等大学的合作项目，都集中在留学方面。不少学界朋友建议我集中精力编写有规模、有水平的《留学通史》，我自己也早有此念。2003年，有出版社表示兴趣，我便带领团队全力投入了该书的编写。细细想来，我与这部书纠结的心路历程是：因“情”成“结”；因“结”成“命”，即融为生命的一部分。情结与使命的长期累积，必然在偶然中了结。

读书报：与同类书相比，《中国留学通史》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？

李喜所：中国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出国留学，迟至洋务运动时期才出现，至今也不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。海内外关于留学史的著作也不过50多种，而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而厚重的通史。用近300万字的篇幅，较完整地评述中国的留学进程，本书是第一部。和其它著作相比，本书具有通、细、新三个明显的特点。所谓“通”，就是系统全面。本书分晚清、民国、新中国三大卷，一直叙述到今天。特别是新中国卷，为首创。每卷后附大事记，浓缩留学的总体变迁。所谓“细”，就是深入解析，于细节处升华大精神。例如，对“留学”一词的由来，书中有详细的考究。早期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也都做了实事求是地评论，许多留学名人书中皆有血肉丰满的叙述。当代留学生在国外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活，在书中也可窥见一二。所谓“新”，就是采用新资料、运用新方法、提出新观点。本书使用的基本是经过考订的原始的中外史料，并合理吸收了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。研究方法则将宏观叙事和微观深入有机结合。这种尝试成功与否，还待方家评说。至于新观点，几乎每章、每节都有，此不赘述。本书最突出也是贯穿全书的应该是以留学文化考察留学史。以往的留学史研究，包括我过去的一些论著，基本从教育史或者文化交流史、社会史的角度研究。本书的谋篇布局，则力图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化人。

读书报：国内留学史研究现状如何？这方面现有的比较权威的著作有哪些？

李喜所：关于研究现状，我在本书的“全书导言”中有详细评述，这里简略勾画一下。“文革”前研究留学的人很少，偶尔涉及也以批判为主。改革开放后，留学研究逐步走热，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阶段；90年代是升温时期；21世纪至今是走热阶段，有变为显学的趋向。而且从事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探讨留学生的历史轨迹。实际工作部门也从引进人才、孵化留学产业等不同角度研讨留学史和留学现状。但集中精力完整系统地探讨留学史的相对较少。目前较为公认的除南开的留学史研究团队外，还有徐州师大周棉教授的留学研究中心，广东珠海的留学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欧美同学会的研究群体。

就通论留学史的著作看，学界比较看好的著作有我的《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》、王奇生的《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》、周棉的《中国留学生大辞典》；台湾林子勋的《中国留学教育史》、王焕琛的《留学教育——中国留学教育史料》。到目前为止，惟有我们这部通史“通”到了今天。

读书报：留学史研究的意义何在？在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研究走向？

李喜所：留学史研究的意义取决于其与国家、社会、家庭以及学术的联系程度。国家之命运系于人才，特别是高级人才。晚清、民国和新中国，留学生是高级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。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更与吸引留学人才紧密相连。作为新中国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两弹一星，核心力量是钱学森、邓稼先等归国留学生；我们的院士，90%有留学经历。围绕留学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软环境的改革和建设，深化和推进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的现代转型，尤其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。通过留学史的研究，不仅可以汲取历史的营养和智慧，保证留学事业科学、有序的发展，而且能够拓宽史学的研究领域，促使史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、人才学、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。

受强烈的现实感的制约，留学史的研究可能会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，研究人数会增多，参与的学科会扩展。而随着整体性的、重大问题的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成果的丰硕，留学史将向细化、多元和综合的方向演进。细化即是深化，细节常常体认历史的真实和深度。而且，研究的范围会因留学生涵盖人、知识、文化、社会、世界等许多重要方面，将进一步引起多学科、多侧面的多元研究。留学史内容的深厚与广阔，决定了研究的多元走向。须在多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综合和形而上的升华，同时也必然有大学者在这方面写出高水平的传世之作。

读书报：一般人总觉得民国时期那些留学的人是有真本事的，回国后有一番大作为者比例很高，而且似乎更加爱国；现在的留学生好像水平差了，对国家的贡献也小了，出去就是为了不回来。事实是这样的吗？

李喜所：从表象上看是这样的，实际却并非如此。和今天的留学生相比，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一是人数少，精英较多。整个民国时期，留学生也不过5万，而教育部2010年统计的留学人数是80多万，实际还要多。近百万的留学大军，难免鱼龙混杂。但不可否认，留学队伍中还是云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。二是民国留学生公费为主，挑选严格。今天的留学生则自费远远超过公费，而且渠道很多。但是，主流绝对是好的。国家公费留学的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，完全可以保证质量。三是民国是乱世。俗话说“乱世”出英雄，民国的一些留学精英在“乱世”博弈，容易变成英雄俊杰。另外，当前的留学生大多活跃在不大吸引大众眼球的科技、经济、教育领域，知名度有限。于是就引来一个错觉，今天的留学生无法和民国时期同日而语了。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的少了，爱国心也不如从前了，则需用与时俱进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来重新考量。的确，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基本都学完回国，如今则多数不归，尤其是留学北美和澳大利亚的。最简单、带根本性的原因是，留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了新变化。民国年间，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、长本领，回国工作，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。如今，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、才干的基础上，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。在他们心中，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。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，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就暂时留在了国外。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国经济、社会状况的迅速好转，又有越来越多的留学者感到回国更有利于自我的发展，纷纷回国。诚然，回国工作是一种爱国，但在海外发展也绝不能讲就不爱国。在“地球村”时代，只要想为国效力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实现。我们应该与时俱进，超越以回国与否来划分是否爱国的单线思维，将爱世界、爱人类与爱祖国融为一体，在追求大爱中振兴中华。

为什么清末有那么多人到日本留学

清末那么多人留学是为了拯救那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。
他们是对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抱着憧憬，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也像日本一样，所以才选择到日本留学。而且清末的时候，有一些清朝朝廷派遣的公派留学生到日本，想让他们学成之后能够为自己服务。
还有日本在赢得日俄战争之后，亚洲国家打败了欧洲的强国，这件事情让许多中国国内的学生为之一振，他们更加想通过到日本留学，摸索并找到那时中国应该走的道路。

PS.以上皆为手动，没有百度，请采纳。

清末状元自费东渡留学：归国执掌广东法政学堂

上世纪初广东法政学堂开课招生

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 瑞金盛留学网

“学员肄业法政，原期为国家通达有用之才，允宜乐群敬业，共济时艰，无论官籍民籍及其职位尊卑，必泯化一切阶级门阀界域意见，一堂雍睦，而秩序自存，则他日从事政界，方免官民隔阂之弊……”亲爱的读者，这段半文半白的话，是我从广东法政学堂的章程里摘录下来的，如果你仔细研读，就会从中读出办学者对“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”的愿望。尽管强调规则与平等的法律精神与“尊卑有序”的传统伦理格格不入，法政学堂首任监督(即校长)夏同龢“普法于国民”的努力近乎于堂吉珂德与风车作战。但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，广东法政学堂在贫瘠的土壤里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。就算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，仔细检视这颗种子萌芽的艰难历程，或许还能给我们带来些许启迪。

办学

上百地方官被迫入读

有意逃学者乌纱难保

要追溯广东近代法律教育的源头，咱们还得提一提成立于19世纪中期的广州同文馆。我们以前说过，官方之所以开办同文馆，就是为了培养信得过的外交人才。而要与洋人打交道，就必须了解国际法，所以，广州同文馆也开设了《万国公法》、《公法会通》等课程。不过，这些课程经常被视为“西艺”的附庸，开课时间很短，没多少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，而走科举正途出身的大小官员，除了一小部分热心洋务的人，更将其视为雕虫小技，不屑一顾。

法政学堂开课招生 地方官接触舶来品

广东法政学堂的开办，却使全省大小官员再也不能小看这些“西艺”附庸了。1905年，科举考试被正式废除，传统读书人顿失晋身之阶，科举正途失去了昔日金子招牌的效应，再加上时值清末新政，办理警政、管理中外商务、铁路和矿业等新兴行业，都需要全新的知识，尤其是法律知识。1905年11月，两广总督岑春煊、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上奏朝廷，称“世变日亟，学术日繁，东西各国政治法律颇具深意，多为中国旧日未所有”，故而奏请成立广东法政学堂，以“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”。两人的奏折不到半个月就被批准了，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，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，也是南粤第一所法政学堂。

5个多月后，广东法政学堂正式开课招生，全省大小官员开始不得不与民法、商法、刑法、民事诉讼法、刑事诉讼法、裁判所构成法、国际公法、国际私法等一大堆从没听说过的新名词打交道了。当时那些读惯了四书五经的旧式官吏，一看到这些新名词，肯定大多眼冒金星，想拔腿就跑。

地方官逃学受严罚

成绩优异者可升官

可他们不是想跑就能跑的。根据当时官方的规定，广东大大小小过百地方官，上至道府、下至知县佐杂，不管是实缺还是候补官员，也不管年龄是大是小，除非是在国外学过法政，或者职务重要实在走不开，否则一律要来学堂报名投考。如果该来的不来考，或者考上了逃避上课，都要记过停职，随即强迫入学，不毕业不许恢复官职。不过，有罚就有赏，按照规定，如果学员成绩优异，就有机会升官，或者换一个油水更多的岗位，如果是候补官员，那也可以优先安排差事。就这样，面对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，全省大小官员只好勉为其难，开始学习各类让人头晕眼花的中西法律课程。

学堂课程庞杂艰深，管理规矩也颇为严格。学堂章程开宗明义，称“本校为研究法政学而设，各学员随时随事皆应自律于法则之中”。再往下看，不敬师长，蔑视学科、仪容不整、欺负同学、上课迟到、听课不抄讲义、提问不守规则，乃至在课堂内谈笑吸烟，都要记过，记过就要扣分，扣的多了，就要勒令退学，仕途必定大受影响。难怪《广东文史资料》(1963年第四辑)刊登的一篇题为《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杂忆》的文章写道，学生在课堂外见到洋教习，都要鞠躬行礼，见到华人教习，则要作揖，如果在课堂内，等老师入座后，大家一起鞠躬行礼。这些斯文有礼的场景，大概都要拜那严格的管理规定所赐了。

状元东渡 立志普法于民 归国办学 苦心经营六年

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，广东法政学堂的影响不容小觑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，辛亥革命后，广东各地方法院，从院长到检察长，再到各庭庭长，几乎都是从广东法政学堂(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)毕业的。可以说，它为广东的近代化培养了第一批亟须的法律人才。我们都知道，一所学校要办好，必有一位灵魂人物。早期广东法政学堂的灵魂人物便是其首任监督夏同龢。虽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，但这个立志“普法于民”的近代法律教育先行者，曾是第一个自费出国留学的状元。留学归国后，他在法政学堂苦心经营六年，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。

成绩优异打动日本著名法学家

说来有趣，夏同龢是1898年、也即戊戌维新之年被钦点的状元，但翻开他应对殿试策问的文章，通篇尽是“致治之道无过于法祖”、“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”这样的语调，用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，压根就是个反对变法的守旧派。这么一个思想保守的人，何以在数年之后作出自费到日本法政大学深造的决定呢？要知道，他那时已是官至四品的翰林院修撰，又是状元出身，这自费留学的举动算得上惊世骇俗，因而上了当时《东方杂志》的“头条”，被誉为“复能以第一人之清望而入他国学校为学生，其志量加人一等”。这巨大转变的动力来源于何处呢？从其活动年表上看，夏同龢中了状元的第二年，即到广东游历，在这里认识了爱国诗人丘逢甲，并结为一生挚友，随后他又前往澳门，结识了一批维新改良人士。我虽然没有确切证据，但推测是这次广东之行改变了他的思想，却也不算毫无依据。

夏同龢只在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了一年，但他优异的成绩令当时的法政大学校长、日本近代法学奠基人之一梅谦次郎印象十分深刻。1905年7月，日本《法律新闻》刊载了夏同龢接受记者采访的笔录，他在其间表达了“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，则国立自强”的救国理念。当年，8月29日，夏同龢编著的《行政法》得以出版，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类书籍之一。从此，戊戌状元夏同龢转型为中国近代法律先驱之一。

办校外补习班普及法律思想

1905年年底，夏同龢学成归国，接受两广总督邀请，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，从此开始了“普及法律思想”的实践。他主持制定学堂章程，将法学通论、比较宪法、民法、商法、刑法、刑事诉讼法……等数十门近代法学课程纳入课表；他从日本聘请多名学者，来学堂执教，在法政学堂自编的月刊《法政丛志》上，常有外籍教员和学生就法学前沿问题展开的精彩答问，颇有教学相长的味道；他期待通过学校教育，使“官绅和谐，推暨于民，或从此一线”，这离“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”的观念，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；为了实现“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”的理想，他甚至还办起了“校外补习班”，从而出现了“校内千余人，校外也有千余人接受法政教育，非常繁盛”的景象。

辛亥革命后，夏同龢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，从此离开广东法政学堂，法政学堂之后也更名为广东公立政法专门学校，翻开了新的篇章。不过，他培养的毕业生，大多数成了广东亟须的第一批法律人才。一个昔日拒“变法”于千里之外的传统读书人，最后却成了将舶来的法律教育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。从外表上看，这样的转变十分戏剧化，但究其原因，不过是他从未放弃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求真探索的努力而已。不管时代如何变化，这样的品质总是稀缺而宝贵的，这也是我愿意把夏同龢与广东法政学堂的故事写下来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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